五十年代一张床,六十年代一包糖,七十年代红宝书,八十年代“三转一响”,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,二十一世纪特色婚礼个性张扬。
新中国成立六十年,伴随着衣食住行的变迁,婚礼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如今,我们无法亲见60年前婚礼的情景,而那沉睡在樟木箱底的锦缎红衫、绣着龙凤鸳鸯的枕头套、褪色的喜字暖瓶,记载了那些喜庆甜蜜的时刻,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。
冯常贵、冯宪荣和冯勇这祖孙三代,在不同的年代结婚。如今,祖孙三代人坐在一起,讲述了三个不同年代的婚礼故事。
回想起和老伴儿结婚时的情形,79岁的冯常贵老人仿佛又听到了远处传来一片喧嚣的唢呐声。“我16岁时,还不懂事儿,大人告诉我该娶媳妇儿了,我就顺从着答应了。那时,娶亲要听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不是我能干预的。”
“1946年腊月初二,结婚当天中午,我心不在焉地吃了两口喜面,穿着簇新的长袍马褂,呆坐在家里,等候新娘子到来。至于那个将要成为我妻子的人是谁,她长得什么样儿,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冯老说。
原来,在冯常贵5岁那年,家里人就给他定好了一门娃娃亲。5岁的冯常贵和7岁的周淑玉就是在家长的包办下,还没过完童年,就成了“有人家的人”。
当时的中国,虽然穿西服、披婚纱的西式婚礼已经在年轻人中间风行,但出生在传统家庭的适龄青年,还是保持着传统中式婚礼的习俗。结婚的日子要看老黄历,腊月初二就是老冯家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。
“老远地传来一阵唢呐声,一大群人吹吹打打地向我家走来。母亲告诉我,新娘子来了。”冯老回忆,老天津有新郎不接亲的风俗,接亲的人是男方亲属,而且要去单数的人,接回新娘则变成了双数。女方送亲的人则为双数,取“双数去双数还”之意。此时,16岁的冯常贵坐在堂屋里等待新娘的到来,紧张得抠起了手指。
定了亲之后的周淑玉,在家里纺线织布,转眼就到了该出嫁的年龄。1946年,周淑玉18岁,在媒人的说合之下,冯家的人送来了聘礼,挑了个好日子准备成亲。
定好结婚的日子后,周家开始置办女儿的嫁妆,并去元隆绸布庄定做了一身嫁衣。周淑玉记得,自己出嫁的时候,娘家陪送了两个樟木箱子的嫁妆,包括全新的呢子大衣、夹裤夹袄,还有夏天穿的绸缎衫、绣着龙凤鸳鸯的枕头套、首饰零碎儿等。除了衣服首饰,那时候天津姑娘的嫁妆里少不了“子孙桶子长命灯”,周家陪送的“子孙桶子”是一个大红色的木头马桶,“长命灯”是一盏铜质台灯,洞房花烛夜要一直点亮,暗示着子孙兴旺,新人长寿。
结婚当天早晨,新娘周淑玉在喜娘的帮助下盥洗梳妆,并将两条大辫子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,换上刚刚从元隆绸布庄取回来的嫁衣——绣有牡丹花样的锦缎红衫和同样面料的红裤子,再配上一双大红缎面绣花鞋,懵懂的少女一下子变成了娇羞的新娘。
下午两点,接亲的人来了,按照天津的习俗,新娘在离开娘家前一定要哭,不哭的话会被耻笑“不害羞”,周淑玉也没有例外。在冯、周两家的亲戚陪伴下,周淑玉坐上大红花轿子,一路颠颠簸簸去往冯家。从望海楼的周家到鼓楼的冯家,在周淑玉的印象中是漫长的一段路。轿夫一边抬轿子,一边会说一些逗新娘的俏皮话,唢呐声、嬉笑声陪伴着她一路来到了冯家。
“一拜天地,二拜高堂,夫妻对拜……”在司仪洪亮的声音下,冯常贵和蒙着红盖头的周淑玉在吉时行了三个礼,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便从此结成了之好。拜过天地后,新娘被人扶着走进洞房,新郎则留在外面陪伴前来贺喜的宾客。不知到了什么时候,喜娘拎着一个装满干果的篮子走了进来,从篮子里抓出一把把干果撒到床上,嘴里不停说着:“一把栗子一把枣,早生贵子,一把花生花着生……”等到晚上,新郎冯常贵终于进入洞房,走到床前,将新娘的盖头用喜杖揭开,洞房内的灯光将周淑玉的脸映得通红,冯常贵也有些不好意思,两个人相对而坐,从此开始了一生的相守。
岁月流逝,转眼二十几年过去。上世纪60年代末,冯常贵的儿子冯宪荣已经20多岁,因为“成分”不好,在1968年上山下乡到了河北省黄骅市的一个村庄,在劳动的过程中,认识了同是来自天津的女知青张晓兰,一段特殊时期的爱情在油菜花开的季节萌芽。
头发已经斑白的冯宪荣,回忆起插队时的爱情,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感情:“‘大雪飘落,北风吹响,手风琴缠绵地把爱情歌唱。无怨无悔海枯石烂,愿青春做伴早还乡。’这首《海港之夜》是我们恋爱时经常偷偷唱起的歌,有一次,我和晓兰谈心时被领导发现,那位领导严厉地批评我们‘青年应该把精力放在干工作上,不要搞这些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’。虽然那时恋爱不像现在一样光明正大,被领导发现会被批评,但是比起过去,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自由恋爱对于父母那一代人来说,是很难想象的事。”
1979年,知识青年大返城,冯宪荣和张晓兰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天津。同年,他们双双参加高考,考上了大学,重新开始了校园生活。经历了辗转曲折之后,他们两人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。1983年,毕业参加工作后,他们领到了一张大红色、印着烫金大字的结婚证书。
婚礼定在那年9月2日。冯常贵将自己住的三间房子腾出一间南房给儿子,利用双休日,父子俩一起将房子从里到外重新刷了一遍浆,这就是冯宪荣的新房。冯宪荣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家具,包括一个床铺和一个衣柜、两把椅子,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家在冯宪荣的手下“创造”出来了。
比起婆婆周淑玉,张晓兰的嫁衣显得简朴了许多——枣红色的西装上衣,黑裤子,再加一双红皮鞋就是她结婚当天的礼服。按照当时最时髦的做法,张家准备了“三转一响”,即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作为女儿的嫁妆。冯宪荣和张晓兰的同事纷纷送来贺礼道喜,贺礼多为带双喜字的暖瓶、成双成对的枕套、印着喜字的脸盆等实用的生活用品。
冯宪荣从陈旧的相册里找到一张黑白照片,是他和妻子年轻时的合影。冯宪荣告诉记者,这张看似和普通合影没有区别的照片就是他们当年的结婚照。
在那个朴素的年代,两人婚礼办得也十分简单,那时候汽车并不多见,骑自行车接新娘跟现在用高级轿车接新娘一样威风。冯宪荣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,张晓兰坐在后面,两人哼着那首《海港之夜》来到了公婆家。此时,喜棚已经搭好了,院子里摆了四桌酒席,冯宪荣的同事为他们主持了婚礼。婚礼的程序很简单,主持人宣读了两人的结婚证书,然后冯、张二人向父母和亲朋分别鞠躬,最后夫妻相互三鞠躬,仪式就结束了。剩下的时间,新郎、新娘和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聊天,一直到喜宴结束,小两口双双走进了洞房。
和父辈不同,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冯勇和新娘魏茹,工作稳定,收入颇丰。拿到新房的钥匙,两人一起去装饰城挑选了房间涂料,魏茹从网上淘来喜爱的布料,自己动手为新家缝制了个性十足的窗帘和床单。
跟冯常贵和冯宪荣比起来,冯宪荣的儿子冯勇的婚礼浪漫得像一部爱情剧。冯勇和魏茹是高中同学,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开始相恋,没过多久两人被不同城市的大学录取,去年他们毕业之后双双回到天津,结束了分隔两地之苦,终于携手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。
冯勇和魏茹的婚礼可以用个性鲜明来形容。冯勇告诉记者,现在的婚礼已不再是婚纱和西装一统天下的局面,前不久,他和妻子在婚庆公司的帮助下,策划了一场以童话《灰姑娘》为主题的婚礼。“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,穿着水晶鞋和英俊的王子结婚,是妻子小时候的幻想。而令她和我都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充满孩子气的想法在婚礼那天成为了现实。”
冯勇找出婚礼当天的录像光盘,放给记者看。婚礼现场被一束束玫瑰花点缀得格外浪漫,整个现场的主色调被定为粉红色:粉红色的薄纱,粉红色的拱门,复古造型的烛台和酒杯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童话世界。在一曲《爱在蔓延中》的背景音乐中,新娘穿着白色公主裙,手捧一束粉红色玫瑰,挽着“王子”的手臂缓缓入场。
“王子”冯勇身穿白色镶有金边的欧式礼服,在司仪的安排下,跟“公主”交换银戒。随后,一个三层玫瑰造型的蛋糕被推到两人面前,蜡烛是苹果造型,点燃蜡烛前,“王子”为“公主”默默祈祷,憧憬了两人幸福的未来。伴娘装扮成手持仙女棒的小仙女,七位亲朋好友扮成小矮人环绕在“王子”和“公主”周围,挥舞着手中的仙女棒。“公主将与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,直到永远。”司仪不失时机地旁白。接下来,在一曲《天空之城》的音乐声中,新郎和新娘向宾客叙述起他们从相识到恋爱过程中难忘的点滴。宾客席上,冯常贵和冯宪荣两对夫妇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新闻摘录:2006年5月2日,《天津日报》以“新人新景”为题,报道了在海河上举办的一场集体婚礼。文中称,2006年5月1日,10对新人在塘沽区举行了集体婚礼,他们一起乘船游览了海河新貌,并参观了海河外滩公园。
2006年5月5日,《天津日报》刊登了“浪漫情缘爱心婚礼”的图片新闻。许多新人纷纷采用为社会献爱心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美好的日子。
背景资料:1935年,在北宁公园举行了天津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婚礼,当时,有9对新人参加了这个集体婚礼,该婚礼是由天津青年会主办的。至今,集体婚礼已成为了一种新时尚。
新闻摘录:2008年11月27日,《天津日报》刊登了“三十年婚嫁变迁”一文。文中介绍,改革开放三十年来,婚嫁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三十年前,只要有一张黑白照片、几斤糖果、几桌酒席,一对新人的婚礼便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完毕。到三十年后,漂亮的婚纱、专业的婚庆服务、高档的婚宴酒店成为婚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另外,如今的“中国式结婚”不仅房子、车子、全套家具电器备齐,还有旅行结婚、海滩婚礼、童话婚礼等种种新奇项目,而三十年前以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为聘礼或嫁妆的结婚“老三件”,逐渐成了人们遥远的记忆。
背景资料: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计划经济时代,那时,结婚的人都遵从着一切从简的原则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“老三件”逐渐被“新三件”所替代。从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电视机、电冰箱和摩托车,到上世纪90年代的彩电、计算机和手机,再到21世纪,结婚已经不仅要准备“三件”,房子和车子也成为必备品。
天津婚庆协会会长潘树辉表示,新中国成立60年来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婚礼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上世纪50年代的婚礼是“一张床加一把糖”,把两张单人床拼起来,就成为新婚夫妇洞房里的双人床,给宾客们分了喜糖,整个婚礼也就宣告结束了。上世纪60年代,百姓家结婚开始搭起了喜棚。那时物资紧缺,粮食也是凭票购买,甚至出现了宾客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时,要先交上半斤粮票,才能吃酒席的现象,宾客们的贺礼也只是一面镜子或是做被面的布料。
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,中国人的婚礼充满了色彩,新人在婚礼上要向毛主席敬。